一份报纸和戛然而止的舆论试验 | 深圳和它的 40 年③
“要免除匮乏的自由，免除恐惧的自由”。
蛇口工业区在 1984 年发生了几件大事。那年 1 月，邓小平来了蛇口，他对这里和中国其它地方的巨大差异表现出了简洁的认同，还颇有兴致地为一艘游轮改成的酒店题字“海上世界”。
这个小工业区的改革者因此把提着的心放下了一些。从 1979 年开始，这里出现了中国第一批合资或外商独资的工厂和公司，工资制度不再像国内其它地方那样均一，管理者是通过工业区的所有人投票选举产生的，而非调任。社团也很多，它们被称为“压力公器”。
过去，这些改变被称为“冒险”，现在已经改口为“试验”。试验的意思通常是有人支持，代价不高，不妨试试。
工业区的口号“时间就是金钱，效率就是生命”也有了新的说法。这句话最初通过报纸传出蛇口，反对者不少。它怎么听都像是资本主义的金科律令，社会主义中国在当时不富有，也不看重钱。但出乎意料地，中央政府肯定了这句话。到了 1984 年，哪个城市都能听到有人在谈论它。那年在北京的国庆典礼上，蛇口工业区有一辆自己的彩车，车身上就贴着这句话，字形巨大。
蛇口工业区的最高管理者是 67 岁的袁庚，他做过情报员、外交官、囚犯和破败时期香港招商局的主管。1984 年，他做了几件重要的事，包括签下了建造浮法玻璃厂的协议。另一件是，他打算在工业区内办一张报纸。
就在上一年，他还没有办报纸的想法，“压根就没提”，但“现在却到了蛇口必须办报的时候了”。
“蛇口通讯”——起初，这张报纸连“报”字都没有，1986 年 1 月才改名《蛇口通讯报》公开发行。它在一些方面野心勃勃，另一些方面却非常谨慎。它把自己称为企业小报，印得不多，开始一段时间，只在工业区内部发行。但没多久，因为《蛇口通讯》报道的内容、口吻在过去中国的报纸上闻所未闻，出于各种原因被大量转载，这份报纸就成了蛇口最成功的改革之一。
一直到 1989 年报纸停刊，《蛇口通讯报》都像一个舆论界的传说。过去没有先例，后来呢？总有人试图再现。在蛇口，1990 年新增的一份报纸叫《蛇口消息报》。
“本来是个红枣那么大的一条改革信息，我们努力把它放大成像一个苹果，像一个西瓜那么大。”新报纸的编辑部主任李明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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韩耀根在 1984 年冬天搬到了蛇口。尽管这里提供 5 倍于上海的工资，但他住得很糟糕，在一个小仓库里，有老鼠，地面大多数时候都淌着水。没人在意他过得是否舒适，蛇口取消了内地的分配制度，工作和房子是自己找的，就跟那些初到纽约的中国打工者一样的状况。韩耀根 44 岁了，想到“不当弄潮儿，白活一辈子”，觉得“哪怕搭个小草棚也很舒服”。
这位中年“仓库创业者”要做的新鲜事是策划一张新报纸，和中国既有的报纸全都不同。他已经拥有不错的报纸经验，知道如何搭建合适的编辑团队才能帮助报纸尽快获得公众认知。报纸请了黄宗英担任副刊编辑，黄宗英快 70 了，是个电影明星，还有文学才华，总有读者会慕名而来。
除此之外，最重要的是报纸的第一版。它决定这份新报纸到底想表达什么。
在蛇口之外的地方，当时大部分的报纸都是各地或者大企业的党报机关报。韩耀根在上海任职的《世界经济导报》不同，这是一份改革派报纸，它报道日本和美国的贸易战，也讨论落后国家如何实现经济现代化。
关于蛇口的这份新报纸，工业区的最高管理者袁庚希望它“不要尽讲好话”，“要办一张敢于批评干部的报纸”。他和韩耀根谈了两次话。韩耀根在复旦大学新闻系读书时，最讨厌“舆论一律”，他认为他们想得一样。
韩耀根到任后，他的职位是副总编辑，报社没有总编辑，加上他一共四人。报纸不是自负盈亏的，工业区提供资金支持。报纸在位于广州的《南方日报》大楼里印刊，使用的还是铅字印刷。第一期试刊在 1984 年的 12 月 30 日发出，每月一期。第二年 6 月，《蛇口通讯》向广东省申请公开发行的刊号，12 月获批。
这期间，《蛇口通讯》一篇报道公开了袁庚和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的对话，因为一些内容涉及深圳经济特区如何建设，没有经过审查，被卷入了“假新闻事件”。最后，袁庚出面证明了这些对话的真实性。对话中提及了中央是否应该继续给深圳提供财政支持，继续“输血”，还是“拔掉针头”。
因言获罪的危险还在，人们不习惯公开发表自己的看法。那段时间，袁庚不厌其烦地重复着一些如今看来不过是常识的话，“有恐惧心理的社会，不是我们所向往的社会”，“要免除匮乏的自由，免除恐惧的自由”。后一句引用自美国 32 任总统罗斯福的话，被刊登在 1985 年 9 月 24 日《蛇口通讯》头版。每次袁庚发表类似的发言都被视为一次值得报道的重大事件。毕竟，在蛇口工业区之外，很少有一个地区的最高领导会如此直接对“自由”发表评论。
但很快就有人指出，这位开明的管理者对自由的理解仍然是肤浅的——袁庚肯定一些人在公开场合质疑自己的做法，同时又以居高临下的领导口吻批评了那些在“阴暗角落”里的“三三两两议论”。陈难先是蛇口第一所学校育才学校的创始校长，他是 1983 年从杭州来的，他有不同看法。
“不怕人们‘三三两两’地议论，更不要提什么‘阴暗角落’之类。”陈难先说，意见总是从三三两两开始，可能就发源于某个角落。
韩耀根刊发了陈难先的异见，在 1985 年 11 月《蛇口通讯》上，文章取名为《袁庚此说，一半可取》。标题让陈难先非常不安，但作为报纸的负责人，韩耀根认为自己了解袁庚，他也有意让标题看起来更挑衅。这种做法让报纸上的蛇口常常比实际的蛇口更开放自由。
那时候来蛇口的短期访客都会有类似的印象。这里很新鲜，但新鲜感不是源于别的——除了为外商建造的住宅区碧涛苑，和那艘“海上世界”游轮，大部分地方还是一片草地。谭子青探访她的哥哥时住在美景阁，夜里出门“对面都是黑麻麻的，一片草”。
对谭子青来说，新鲜的是《蛇口通讯报》目录，手抄版的目录在一个小卖部挂着。这些标题过去从未在内地报纸上读到过。谭子青在 1988 年加入了《蛇口通讯报》，成为文艺版编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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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个 1984 年，韩耀根一直在找愿意主动在报纸上公开撰文批评的人，但很困难。“只能说说，不能见报。”韩耀根在日记里写，他碰了钉子。他有些焦虑，焦虑的原因还包括报纸尚未达到袁庚的预期。
韩耀根在乎袁庚的看法，他认为，要做点什么，必须有这位上级的支持。袁庚是蛇口工业区的党委书记，看起来，他很支持报纸批评监督。他对韩耀根说，舆论工作十分重要，就是要在蛇口宣传民主。要把蛇口的人事、财政情况公开，让蛇口人有知情权和监督权。
这促成了 1985 年一篇轰动的报道。2 月，《蛇口通讯》刊发了《该注重管理了——向袁庚同志进一言》，一篇批评袁庚在管理上缺乏经验，导致工业区出现不少问题的文章。作者匿名。报纸发行前，袁庚在一次会议上说，这期报纸要批评我，在座的干部都要好好看一看。发行后，库存很快就空了。
批评领导，而且是地区的最高级别领导，过去难以想象，韩耀根意识到这激起了人们的兴趣，不管这种兴趣源自什么。他敏锐地抓住了时机，记录了编辑部收到文章前后发生的事，在一个月后的报纸上刊发了《“进一言”发表的前前后后》。这份报纸加印到 8000 份。重要的是，两篇文章被大幅转载，转载的报纸包括广东省的《羊城晚报》《南方日报》，也包括其它地方报纸，和《人民日报》。官方也认可了这篇报道的价值，颁给了 1985 年度全国好新闻特等奖。
但一些人认为，整件事是“安排好的”，他们中有的到现在还抱持着这个观点。韩耀根则在各种场合声明，没有人安排，批评文章确是有人主动寄到编辑部的。
他试图重现在刊发前的斟酌、试探，来证明这件事是自然发生的。他回忆说，他在当时其实拿不准袁庚的真实想法，还是决定把稿件送去给袁庚过目。袁庚只是把文章中“先生”的称谓改成了“同志”，两人进行了简短的对话：“今后一般不要送审稿件。”“许多情况还要你来把关。”韩耀根最后不忘回答说。
不过，这些场景和对话反倒验证了另一些人对“安排好”的理解。后来加入《蛇口通讯报》的郭建新在一篇回忆录里写，蛇口并没有发生真正的改革，还是延续了过去的做法，“你提出口号，我只要维护你的口号”，“无非换了一套口号”。
韩耀根有类似的说法，他在今年 5 月对《好奇心日报》说：“当时编辑方针，明显是提倡改革，提倡民主的。袁庚说，这个方针不能违背，因为党委书记定的方针不能违背的。”“《蛇口通讯报》是对党的关系、报纸关系、读者关系处理得最好的。没有违背袁庚，自己搞一套。我毕竟是新闻系出来，党领导我我知道的，你无非给我有限的权力而已。”
“唐太宗式的开明”，“人治民主”，这在当时是一种批评，但韩耀根认为，这已经是进步。他的下属，那些年轻记者觉得，“他总是怕，我们总是不怕”。有时候韩耀根会惴惴不安，但大多数时候他认为自己对这些大胆激进的报道有把握。“我不是相信公正，说实话，我是相信袁庚的权威。”
袁庚在 1986 年宣布退出第二届管委会的竞选。韩耀根不久后从《蛇口通讯报》离职，离职前，他卷入了联合创办《亚太经济时报》的风波中。韩耀根在 1987 年 7 月 30 日辞去职务。这位早先练过体操的报人说，就像体操运动员失去了教练的保护，只剩下自我保护，那么他就不会再做高难度的动作。他很早就写好了辞职信，以随时应对弄潮儿难免遇到的风险。
不过，韩耀根依然认为， 1986 年是最宽松的一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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尽管没那么理想主义，不相信民主在当时的条件下可以一蹴而就，但韩耀根已经意识到需要“尽量减少古代贤君色彩”，在他离任前，《蛇口通讯报》在 1986 年推出了新闻沙龙。1986 年 3 月 3 日晚上 7：30，蛇口培训中心八楼，有 45 个人参加了第一次新闻沙龙。“Salon”，黑板上写着。
新闻沙龙效仿《世界经济导报》早期的双周经济形势座谈会，但和学者经济学家不同，这里的参与者更多样，他们讨论的主题包括董事会选举改革、投资环境，也包括如何过好单身生活。
“我喜欢对话，对话才有民治，才有民主，才有民主集中，才有合理的方案。第二，对话才有新闻，对话才有读者思路，对话才有版面的填充。我就这么几个人，没有记者哪里采访啊。就把沙龙的话记下来。”
沙龙一直持续到了这份报纸 1989 年停刊。到第十期，参加人数有差不多 90 人。人们称八楼的房间就像议事厅，或者议会。培训中心孤零零的一栋楼，白色的，人们笑说，像白宫。不过，袁庚从始至终都没有出现过在这间议事厅里。
在蛇口，类似的座谈不少。根据《蛇口通讯报》刊登的一份经理座谈会的记录，蛇口工业区的经理们在那些年关注的话题包括：应该将党政企分开，尝试把区管理局改为选举产生的管委会，任何领导干部的任职都不能是无限期的。他们还讨论了董事会的选举参照政府的民主选举体制是否合适，即便在西方，商业世界和政治世界的规则也都不同。不过，后来人们通常都认为，当年的蛇口不应该被视为只是一个工业区，它更像一个有实验精神的小政府。
在深圳、北京，越来越多的沙龙也在那几年涌现。记录蛇口试验的《争议与启示》对比了北京的一场“青年体育理论沙龙”，并评价说，它在组织和议题的设定上都没有蛇口成熟。
没多久，议事厅就引来了巨大的争议。1988 年 1 月，几个当年风头正劲、以“德育教授”而闻名的青年教育专家在新闻沙龙里和蛇口的年轻人发生了争执，年轻人不满专家空洞的说教，他们以年轻人所有的那种反抗方式称，很多人来蛇口就是因为这里能赚到更多钱，也不是所有人都在下班以后还去图书馆。专家也同样不满，他们回到北京在媒体上撰文批评这些不买账的年轻人，过于实用。后来在王朔小说改编的电影《顽主》中有类似的情景再现。
关于这场争执，并没有结论。《人民日报》在 1988 年 8 月 6 日发表了《蛇口风波答问录》后，每天都能收到一大堆读者来信，发表对事件的看法，“最后有好几麻袋”。不过，风靡全国到处演讲的“德育教授”因为《人民日报》这个报道，就此一蹶不振了。
《蛇口通讯报》没有在第一时间报道。直到编辑部接到了袁庚秘书王铿打来电话，他在电话里问为什么不报道。王铿在后来回忆说，打电话是袁庚的意思，事情发生之后，他“站在年轻人一边”。1988 年 2 月 1 日《蛇口通讯报》刊发了《蛇口：陈腐说教与现代意识的一次激烈交锋》。意思已经很清楚了。
“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，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。”袁庚事后对这起风波评价说。
张新民在海南读到这句话，觉得就应该这样，这样才是对的。他在 1988 年 11 月从海南搬到蛇口，开始在《蛇口通讯报》工作。
李明 1988 年去深圳出差时，他的行李里就带着刊发《蛇口：陈腐说教与现代意识的一次激烈交锋》当天的报纸。他还拜访了《深圳青年报》已经解散的编辑部成员，这家报纸因为 1986 年一篇《我赞成小平同志退休——与微音同志商榷》被停刊。他得到的反馈不让人愉快。曾经的活跃分子不愿意发表看法，另一些人正积极和政府合作以换取新的工作机会。后来，李明和张新民成为一份新报纸的主力。
转眼到了 1980 年代最后的夏天，报纸停刊。郭建新在回忆录里写，报社集体去大梅沙游泳，回来喝多了，一路狂唱：最大的人民币是 10 块的，最小的人民币是 1 分的，不管是最大的还是最小的，都是人民群众热爱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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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明一直遗憾没赶上《蛇口通讯报》。他在 1993 年来到蛇口，加入一份新创办的《蛇口消息报》时，蛇口“压抑”，“看不出浪漫的气质”。没有高楼，有些破旧，道路都是以“工业几路”命名的。除此之外，它还像“一个遗老聚集的地方，这些遗老都是曾经的改革者。”但现在，他们也无能为力。
李明是《蛇口消息报》的编辑部负责人，这张蛇口工业区的新报纸有 12 人，是《蛇口通讯》创刊时的 3 倍。但报纸的影响力不大，编辑部有时候会拿着报纸去深圳火车站分发。
张新民参与了《蛇口消息报》最早的创刊，他和主编奚尚仁讨论了一个下午。他们在新报纸的名字上很快达成共识，“消息报”，“消息”和“通讯”的英文单词都是 news，他们希望新报纸能延续过去的一些东西。
不过，蛇口的气氛变了，准确地说，整个国家的气氛都发生了变化。 1992 年，邓小平南巡重提了改革。但人们都知道，这和过去的改革不同。蛇口的口号不再只是“时间就是金钱，效率就是生命”，现在，它需要强调“空谈误国，实干兴邦”。张新民在 1992 年因为一张摄影照片一夜成名，照片拍的是一个股票发售点，一个男人攥着捆好的钞票，浑身是汗，满眼绝望。他排了两天的长队，但在发售抽签表前的半小时，被请出列。
李明希望“利用各种新闻由头强化改革旧梦”。“本来是个红枣那么大的一条改革信息，实质上，我们努力把它放大成像一个苹果，像一个西瓜那么大。”“我们做的其实更像鼓动，更像怀旧。从专业精神上来说，那个不是新闻。”他在今年 4 月对《好奇心日报》说。但编辑部并不全都持有同样的观点，他们中的一些不认同过于激烈的变革，也不希望承担过大的责任和风险，“几乎每个周一的编前会都有争论，激烈的时候甚至互有中伤。”
主编奚尚仁大多数时候都支持李明的做法，让《蛇口消息报》成为一个真正的舆论监督平台，并制造影响力。李明在一篇回忆录中写道：他们公开检讨蛇口的自大、麻木、沉沦；连续报道四海公园公共空间被占用、派出所门口立狮子雕塑、免税店消费争端；采访烧死 87 个女工的葵涌大火。
在 1994 年 1 月 26 日，邓小平时隔 10 年又来到蛇口，李明决定在第一版整版刊发一张邓小平的照片。奚尚仁同意，张新民找到了合适的照片。在《深圳特区报》大楼排版印刷时，有人问，你们怎么敢发那么大的照片？谁批准过吗？
李明是在 1995 年离开《蛇口消息报》的，他回到青岛，开了一家广告公司，同时为《街道》《中华工商时报》《万科周刊》撰写新闻评论。他在《蛇口消息报》上的专栏《新闻快餐》持续到 2004 年。现在他是一位记录青岛历史的作家，也参与先锋艺术的策展。
奚尚仁在 2000 年后试图对《蛇口消息报》进行市场化改革，失败后，他移民新西兰。
张新民在 1993 年前后参与讨论了另一本颇有影响力的刊物《街道》的创刊。实际创刊者中有因为拍摄《我们这一代》而出名的肖全。肖全拥有全国最好的资源，他找来很多业内资深人士为这本杂志撰稿，尽管它只是一本挂靠在深圳南山区粤海街道的杂志。出版 54 期之后，《街道》因为一张照片而停刊。肖全回到四川。张新民拍摄了大量关于城市变迁和改革故事的照片，他把它们集结成书《包围城市》，并举办了几次大型展览。他始终看起来像个不合作者，但他在《蛇口消息报》的身份没有变过，并且从那里退休。
韩耀根在 1989 年 6 月 30 日创办了另一份报纸《海南太平洋邮报》，就在停刊的《蛇口通讯报》楼下。韩耀根一共创办过 14 份报纸，但时常被人谈起“还会像你这样来采访的”，就只有《蛇口通讯报》。 他住在上海一间宽敞的、艺术装饰风格的房子里，每年都会去蛇口。
《蛇口消息报》一直都在。不过，现在它近乎一份机关报。2018 年 4 月 23 日袁庚诞辰那天，它头版最重要的新闻是在深圳大学举办的一场半程马拉松。
题图来自 Wikimedia Commons、Florian Klauer on Unsplash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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